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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3 17: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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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河南南阳
本帖最后由 大墨墨健康 于 2015-1-20 14:48 编辑
[color=Indigo]《素书》作者：黄石公
第1节：素书(1)
黄石公传黄石公传
黄石公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也不清楚他来自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所处的年代是秦始皇初定天下之时，当时天下战事初平，百姓们都对秦朝俯首听命，还没有揭竿造反之类的苗头显现。张良是韩国人，秦灭韩后，张良为了报灭国之仇，结交了刺客狙击秦始皇，由于护卫保护紧密而没有成功。始皇下令搜索凶手，搜索了十天都没有结果。张良逃出生天，远走他乡，早已不把秦朝放在眼里，只想着迟早要把始皇的首级割下来挂在太白旗上。
浪迹到下邳的一座桥上时，张良徘徊四顾，审视天地，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天下的英雄豪杰有谁能比得上秦始皇？秦始皇他都不怕，还会怕谁？一会儿，一位老者走到张良身边，脱下脚上的鞋扔到了桥下，还对张良说：“小伙子去把鞋给我捡上来！”张良感到十分愕然，但考虑到老者年长体迈，便忍着气下桥给老者捡回了鞋子，跪着身子递给老者，但老者却伸出脚示意张良给他穿上，尽管张良感到惊奇，他还是跪下身来帮老者将鞋穿上。老头扬长而去，走出几里地后突然返回，对张良说：“小伙子，我看你有深造的价值，五天后的清晨在这里等我。”张良深感玄妙，答应道：“好的。”
第五天一早，张良就来到约好的地点，老头已经先在桥头等待。他见到张良，很生气地责备道：“与长者约会还迟到，这像什么话？你先回去吧，五天以后再来。”到了那一天，张良在鸡叫时就去了，可老者还是先到了，生气的老者让他再过五天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半夜就到了，过了一会儿，老者也到了，看到张良已经等在那里，很高兴地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啊！”然后，老者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交给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就可以辅助帝王治国平天下了。十三年后，你到济北的谷城山下见我。”说完，老者飘然而去，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2节：素书(2)
等到天亮后，张良打开手中的书，才发现是《太公兵法》（其实就是《素书》），这本书内容精妙，张良惊异不已。从此，张良日夜学习，反复钻研，学成后游说他人希望能被委以重任，但都被拒绝了，直至遇到沛公刘邦，才做了刘邦的得力助手。由此开始，他帮助刘邦解脱鸿门宴之厄运，销毁了六国之印，打败了强弩之末的西楚霸王，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运用书中的智慧，也使他自己得到了莫大的好处。张良以布衣而位居王侯，推翻秦朝报了灭国大仇，辅佐帝王平定天下，并且在功成名就后全身而退，避免了像韩信那样遭受被诛杀的悲惨命运。
十三年之后，张良特意来到谷城山，却没有见到这位老者，于是取了路边的一块黄色石头拿回家供奉。张良死后，家人将这块石头与他一起埋葬，以此表示没有忘记故人，所以就称这位老者为“黄石公”。
张良的际遇真是神奇啊！有的人认为这位老者是神仙，我却认为，这位老人不过是假手别人，以实现自己推翻秦朝、诛灭项羽的志向而已，自己却居于幕后，逍遥安逸。老子有言曰：“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永远不涉足险地。”又说：“凡杀人者，就像是砍树的木匠，很少有不伤到自己的时候。”这位老者的做法，既能够避免伤害，又能够从中获取美名，由此来看，他并不是神仙，而是像老子所说的善于保护自己的人。
苏轼曾经这样解释张良的际遇：“张良无奈之下做出了与荆轲、聂政一样有勇无谋的刺杀之举，虽然侥幸不死，但国仇未报，这位老人很为他惋惜，因此才出面教导他。”但我以为，真正爱护后辈的，应该让他们避开凶险。这位老者却使张良陷于与秦、项的争斗之中，混迹于对韩信、彭越的杀戮之中，这怎么可以说是爱护张良呢？
第3节：素书(3)
《素书》序《素书》序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
秦朝时的隐士黄石公所著的《素书》共有六篇。根据《前汉列传》的记载，黄石公在圯桥将此书传给了张良。后世的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就是黄石公的另一本兵书《三略》，其实这是一种误传。
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西晋时天下大乱，有盗墓者挖掘了张良的坟墓，并在陪葬的玉枕中发现了这本《素书》。全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字，书上有秘戒写道：“不得将此书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假如传给这样的人，世间必将受其灾殃；但假如有合适的人选而没有传授，世间同样会受到它的祸害。”由此可见，对于是否要把这本书传世，黄石公的态度是多么慎重！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
黄石公认为张良是可造之材，因而将书传授给他；张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只得在死后把它随葬墓中。五百年之后，这本书经盗墓者发现，从此《素书》才开始流传于世间。然而，得到流传的，不过是黄石公的极其简略的字句，而蕴含其中的深意，又岂是用言语可以说尽的？
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人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吴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傅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能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
第4节：素书(4)
我曾私下评论说：“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奥秘，就在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古代的圣贤们不仅对此十分了解，更是尽心竭力地使二者协调相存。比如，帝尧顺应自然如同敬畏上帝一样；舜遵循天道从而建立了七种治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据自然地理的实际情况把天下划为九州；傅说向商王武丁讲明天道运行的原则，才使商朝得以中兴；周文王将天道与世间法则结合，才推演发展了八卦；周公旦效法天地四时的规则，建立了封建官吏组织，同时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负责调和阴阳；孔子觉得天人之道太奥妙了，常常不愿意轻易谈论；老子却用‘无’与‘有’来概括天道运行的规律。黄帝《阴符经》里说：‘了解了自然运行的法则后，就能够领会万物为一的真谛。一个人的思想到达这样的高度时，神鬼变化都无法逃脱其谋术，更何况类似刑罚、名实、制度、相卜等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呢！’”
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
黄石公是秦朝时著名的隐士，他所著的书言辞简略，但其中蕴含的涵义深远，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这样的圣贤，也无法超越他。
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
黄石公预料到秦朝将要灭亡，汉朝将会兴起，因此他把这本书传授给了张良，后来张良凭借这本书，果然辅佐刘邦开创了汉王朝。然而，就算张良这样建立如此功业的的人，又岂能完全了解《素书》的奥秘呢？张良之所以只能建立这些功绩而没有更大的建树，就在于他仅仅得到了书中十分之一二的智慧。
第5节：素书(5)
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常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常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常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常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常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常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
比如，《素书》里讲：“阴计外泄者败”，当年韩信倚仗自己攻齐有功，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对此大为恼火，而张良认为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切不可因小失大；于是他依据这一谋略，暗示刘邦答应韩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终打败项羽。汉代天下初定之时，许多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封赏而怨声载道，甚至有人密谋造反；面对这种情形，张良根据《素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谋术，劝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素有隔阂的雍齿为什邡侯，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场内乱的发生。
又如，《素书》中指出：“决策于不仁者险”，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刘邦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各国君臣百姓的拥戴，按照书中策略，张良认为这一决策背离了仁爱之心，一旦采用，后果难以想像。于是他说服了刘邦，把已经赶制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刘邦避免了一场祸乱。刘邦称帝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因为刘盈懦弱平庸，如意聪明出众，刘邦有意废刘盈而改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听闻后，十分着急，于是向张良求助。张良根据书中谋略“设变致权，所以解结”，让她请当时有名的四位隐士出山，对刘邦进行劝诫，从而使得刘邦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第6节：素书(6)
《素书》里讲：“吉莫吉于知足。”汉朝建立之后，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深悟其中道理，坚辞不受，以受封留县为知足，从而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就像书中说的一样，“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明哲保身，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智慧，就辅佐刘邦推翻了秦朝、打败了楚霸王项羽，最终建立大汉王朝；假如有人能够彻底领会书中的深意，并且灵活地加以应用，那将是怎样宏伟的景象！
自汉以来，章句文辞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自从汉代以来，关于诗词歌赋之类的学问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真正掌握天人之道的，却是寥寥无几。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都被世人称作名震一时的贤相，然而对于道为何物，他们连与之相仿的皮毛都知之甚少，更何况运用它造福苍生？这就是《素书》不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的缘故。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所谓“道”，在于游离有无；而“神”则是一种“非有非无”的思想与气质；如果在拥有的同时不表现出来，可以称为“圣”；在精神无所拘束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如果不是这四类人，即使得到《素书》并倒背如流，也不能在实际中得到真正应用。
第7节：素书(7)
原始章
原 始 章 “原”就是根本，“原始”就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发端。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就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本章的内容，就在于论述这五者与人生的关系。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德、仁、义、礼，本质上是同一精神本体的五个不同方面，其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作为规范单独存在，同时，它们又有共同的精神一以贯之，五者相辅相成而又相互独立，作为同一精神的不同产物指导人们的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内省”为主的个人修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是一个人从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所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以正心、修身形成内在的修养为本，进而完成齐家、治国的外发事业，最终达到平天下的境界。道、德、仁、义、礼就是在此立身、成名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所谓的道，就是人类生存、万物运行所遵循、所依赖的自然法则，天下芸芸万物，世事循环，都是在无形中遵循着“道”，然而“道”的真正内涵，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领会。
“道”所覆盖的范围极为广阔，无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还是大到无边无际的天地、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都蕴含着“道”的存在。对于“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之类的字眼，不过是对“道”的不同表述，尽管“仁”、“智”之类的字眼也无法概括“道”的完整含义。至于寻常的百姓，虽然每天都在遵循着“道”生活，更是无法知晓它到底是什么。
第8节：素书(8)
日月轮回，四季转换，寒暑交替，风雨调和，这是天文自然之道；在不同时节万物依据地势生长、成熟、衰老、枯竭，这是地理自然之道；人生于天地之间，遵纲常，守礼法，重情义，审时度势，这是人事自然之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兵法?月战》）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应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上顺天时，下查地利，与人为善。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德”，则是涵盖了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可以使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使万物顺应自然，各有所得。
人生来就有欲望，比如，权势、地位、安逸、享受、美食、爱情等等。有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德行不够。循规蹈矩的人，只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出轨；从权衡的角度考虑事情的人，只能知晓事物的轻重缓急；而凡事以德为出发点的人，则没有什么是想要而得不到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中庸》第三十二章），有了德，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鱼虫草木才能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大的欲求之所以能成就大的业绩，小的欲求之所以能达成小的成就，也是因为有“德”的缘故。近到小小的个体，远到天下万物，只要依德而行，都可以有所欲便有所成。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是指四季变化有序，气候适宜，风调雨顺，使万物生长欣欣向荣；大地有载物之厚，则是指天下万物都能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山川河流都有自身存在的不同意义。对于人来说，修德就在于明事理，通古今，修身养性，讲究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以德修身，以德化人，以德治国，也就是《易经》所认为的“赞助天地之化育”即为德。
第9节：素书(9)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 以遂其生成
“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人与人之间应相互亲爱，对万物怀有慈悲恻隐之心，使得天下万物都能随其所愿，各有所成。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把“仁”作为实践中的指导原理并使之贯穿于诸道德中。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如同天、大海、雨露一样，可以包容、滋养万物。心怀慈悲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以仁待人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惠，每一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孔子教训他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民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人心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季氏将伐颛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要君主实行仁政，以仁化德，从而感召天下。
第10节：素书(10)
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在位时施行德政，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诗?大雅?行苇》)以此来显示周王朝先世之忠厚，今后遂用为仁慈的典实。
义者， 人之所宜， 赏罚善恶， 以立功立事
如同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相对于“仁”来说，“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判断事物义或不义，就要看行事是否符合事宜、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万事公正合理，才会使人们乐于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而激发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使得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相统一的。只有按照事理即事物的规律去判断、处理事物，才能使“义”得到真正的体现。赏善罚恶，使好的、善的得到发扬，使坏的、恶的得到惩治，这就是“义”所包含的理；如果能使每个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那就说明“义”已经得到了落实。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大臣赵衰（赵国君王的先人）向文公请求：“他们两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回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都知道晋文公赏罚分明，再也不敢违令了。正是因为晋文公以义行事，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支持，从此开创了雄图霸业，后来他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
第11节：素书(11)
礼者， 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礼”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是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节仪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它。它是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不论是饮食起居，还是与人交往，我们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
礼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与仁有着相同的地位。颜渊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境界，社会秩序便可维持，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所以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将人置于礼的约束之下，一旦离失了礼德，智德也就必然丧失，导致心身内乱和社会产生动乱；而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12节：素书(12)
贤人君子， 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们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兴盛与衰败的规律，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变数，体察世事安定与纷乱的玄机，了解出仕与退隐的最佳时机，所以天下万事仿佛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样。黄石公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审、达来表达。
假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国运必然昌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尽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无道，听信佞臣，国运必将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就要退隐闲居，如果因为贪恋功名利禄，不知道退隐自保，必然会遭受祸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行动，明白进退之间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有成就事业的才能和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时，应该“潜居抱道”，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地累积经验。
水聚积得不深，那么它负载大船就会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那么只有小草可以作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里面就会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船大的缘故。（老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和水与船的关系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的人，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节：素书(13)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备的人，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大展身手，并且乘势而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假如时机不成熟，便隐藏锋芒，甘于寂寞，静静观察情势的变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明主。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国危思良相，家寒思贤妻，一个人的自身价值是否能够体现，关键在于是否有实现自我的时机。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到的是愿意听取诤言的明君，假如唐太宗是商纣王一样的昏君，那么魏征也只能和比干一样遭遇剜心之灾了。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担当生前事，何惧后世不留名？历史会以公正的态度对每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仁人志士顺势而行，深谙进退之道，明察世间之势，造福于世间万民，必将流芳千古，彪炳史册。正道章
正 道 章《原始章》阐明了道、德、仁、义、礼的内涵以及与人生成败的关系，本章的内容在于解释如何正确履行这五者才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如同俊、豪、杰一样的人物。
第14节：素书(14)
德足以怀远
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在无形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不自觉地心生景仰，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戴。
以德化民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圣贤的推崇，以德化民，无为而治。孔子曾如此喻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表明只要统治者德行高尚，其他的人自然从善如流、心悦诚服。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因蜀南方之南蛮前来犯蜀，诸葛亮当即点兵南征。诸葛亮听到孟获为当地人所信服，便想生擒他。五月，大军渡过泸水，与孟获军交战，成功俘虏孟获，诸葛亮带他到营阵观赏，问他觉得蜀军如何，孟获回答他：“我之前不知你军虚实，所以才战败。现今蒙赐观看营阵，原来只是如此，必定可以胜利了。（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诸葛亮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孟获心服口服。只是向孟获一笑，将他放走再战。经过七次擒纵，诸葛亮仍继续放走孟获。孟获及其他夷人开始反思，不再离去，孟获说：“诸葛亮真是天上的威神，南人不再反叛了。（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至此南方安定。
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
为人诚实守信就可以使意见不同的人相统一，处事公正守义就能够获得众人的支持和拥护。
一个人言而有信，行止有义，他的作为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史记》曾记载，春秋时期，因晋文公重耳功不可没，周襄王把阳樊、原城等城池赏给了晋。原城的原主原伯贯不服，放出谣言说晋攻下阳樊后，杀尽了城中百姓。原城人恐惧，共誓死守。深知诚信威力的赵衰对重耳说：原城的老百姓之所以不服晋，是因为晋还没有取信于他们；您向他们表现出诚信，原城将不攻自破。
第15节：素书(15)
重耳听从他的建议，下令军士各带三天口粮，如果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而去。到第三天时，晋军只剩下了一天的口粮，形势十分危急。当日半夜三更，原城有人从城上缒下禀告重耳，说已经探明，晋攻下阳樊后，没有屠杀百姓，并相约明夜献城。重耳回答说我已约三天为期攻不下就解围，现已期满，明天就退师。有军吏劝重耳，原城人已经相约明夜献城，为何不多留一天，打下原城再走。重耳说，诚信是治国安民的宝物，我下了三天攻不下城就解围的命令，再留一天的话就是失信，得一原城而失信于天下，老百姓又怎么能取信于我？第二天黎明，重耳就命令晋军撤兵。原城百姓纷纷叹服晋文公诚信守义，就争先恐后地跑到城楼上竖起了降旗，追随已退师的原城人不绝于路。重耳命令扎驻车马，单人独骑直入原城，百姓欢舞相庆，原城遂为晋所有。
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
具有能够从以往的经历中总结出经验的才智，拥有能够明确指导今后生活的洞察力。
《增广贤文》中说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意思是以铜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衣冠是否整齐；以古为镜，可以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唐太宗始终以此“三镜”为治国安邦的准则，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也造就了中国最鼎盛的时期。
此人之俊也
德行高尚、恪守信用、办事公正、博学多才、明智通达——具备这五种品质的，就是人中之“俊”。
第16节：素书(16)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执行力强，行为能够被人所推崇，能够在群体中起到表率作用；足智多谋，有足够的决断力，能在纷乱的世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疑惑难解之事能够轻易解决；信守承诺，一诺千金，一旦应允，即使遭受不公也绝不反悔；清廉公正，不谋私利，不贪私欲，不吝于与同伴、下属分享钱财。具备这些品质的，就是人中之“豪”。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人在其位，必谋其政；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不论职务大小、权责轻重，在位一天，就要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孔子年轻时曾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担任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有贪污嫌疑而为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的鄙贱，尽心尽力，并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季孙氏想不到年轻的孔子竟有这样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又委派了他第二份工作，即乘田。乘田是负责管理饲养牲畜的小吏，身大力不亏，孔子肯动脑筋，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乘田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曾经干过这样鄙贱的事情，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第17节：素书(17)
在生活中，要有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即使面对利益生死的冲突，也要明确的坚持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永不妥协。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鱼是我喜欢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欢吃的；如果不两样都吃，我就舍弃鱼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拥有的，所以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我厌恶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孟子的话就是教育人们，行事以义字为先，假如因为贪生怕死而放弃原则，虽然苟且偷生，却难免为人所不齿。
见嫌而不苟免
即使被人误解、猜疑，身处是非之地，仍然犯难涉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会因为害怕被人猜忌而推脱自己的责任。
周公旦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就由文公摄政当国。这时候就有人散布谣言说：周公有野心，有谋位篡权的嫌疑。假如周文公此时明哲保身、置身事外，那么朝政无人管理，必然引起大乱。于是他果断平定了叛乱，大行封赏，营建东都，制礼作乐，最后还政成王，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工作中误解、委屈都是难免的，凡成大事者，必然要有担当一切的胸怀。老子说过：“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能承担国家的屈辱浊乱的,才算得上国家的君主;能肩负国家的灾难祸殃的,才配做天下的君王。承受磨难，是为了玉汝于成，成就辉煌。
第18节：素书(18)
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世间诱惑成千上万，虽然美色、功利、私情等都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然而，真正的智慧是不会为其惑乱的。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在这些引诱面前可做出冷静、正确的抉择。具备上述品德的，就是人中之杰。
《淮南子?泰族训》有云:“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虽然与本书中对俊、豪、杰的划分标准不同，但道、德、仁、义、礼，始终是作为人才应该真正掌握，并且身体力行的品质，这就是本章名为《正道章》的原因。求人之志章
求人之志章 有一位哲学家来到一个建筑工地，分别问三个正在砌砖的工匠：“你在干什么？”第一个头也不回地说：“我在砌砖。”第二个工人抬头看了看说：“我在砌一堵墙。”第三个工人满怀憧憬地说：“我在建一座教堂。”听完回答，哲学家马上就判断了三个人的未来：第一个人心中眼中只有砖，他这一辈子能把砖砌好就不错了；第二个眼中有墙，心中有墙，将来或许能当个工头；三个人中能成大器的只有第三位，因为他的心中有一座殿堂，这一志向会指引他走向卓越。
“志不高，行不远”，所谓志,是从属于远大理想的具体奋斗目标，是一个人内在驱动力和成就事业的精神支柱。立志就是确立个人具体奋斗目标。人的志向犹如信仰，它是指引人成长进步的目标。具有德才的人如何根据自身情况、结合现实形势，树立正确的志向就是本章所阐述的内容。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立长志首先就要绝嗜禁欲，抛弃这些阻碍个人发展的累赘与障碍。
第19节：素书(19)
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的欲望可以成为奋斗的动力和源泉，但如果不加节制过度喜欢，就会发展成为嗜欲。嗜欲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有着极其强烈以至于无法轻易控制的情感。这种情感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过分的痴迷与溺爱，有了嗜欲，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因为它而轻易放弃其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远比所嗜好的事物更加重要，比如志向和事业，再比如自我，因此中国自古就告诫人们“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意指智慧而又勇敢的人常常因自己所喜好的东西所困惑，以此教育人们切忌玩物丧志。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出自 《庄子?秋水篇》），千仞高的峭壁之所以巍然挺立而不坍塌，是因为它没有世俗的欲望，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引诱他、攻击它；人只有摒弃世俗的欲望，无欲无求，才能达到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的境界。
诸葛亮在《诫子篇》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因为无欲无求，所以无所羁绊、无所顾忌，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志向的实现上去；正因为心中没有束缚，所以志向明晰坚定，既不会被贪念侵蚀，也不会被虚荣所蒙蔽，才能推动理想向现实迈进。
抑非损恶，所以禳过
除绝嗜禁欲之外，还要在心中划定对错善恶的标准，明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此作为行事的标准。不良的思想要在成为现实之前就抑制它，将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最终使善的思想战胜恶的思想，进而指导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减少明知故犯的机会。
因此，就算受到外部干扰即将行差踏错时，这种来自内心世界的精神力量也会产生阻碍作用，从而避免错误行为的发生。
第20节：素书(20)
人生中有些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心犯下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误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在错误发生后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时刻引以为戒，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春秋时晋灵公无道，滥杀无辜，他的臣子士季就此向他进谏，灵公当即表示：“我知过也！定改！”士季很高兴地对他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从此士季的这句名言流传至今。
文彦博是古代中国著名的“三君子”之一，他与古人郭有道、介之推并称为“介休三贤”。据说，年幼时的文彦博为了修身，准备了两个罐子，做了好事就在其中一个罐子中放一粒红豆，做了坏事就在另一个罐子中放一粒黑豆。他每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日积月累,黑豆越来越少,红豆越来越多，到了最后已经能够不自觉地不做错事，长大后,文彦博成了宋朝的一代名相。
与此相仿，清代名臣曾国藩也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每天在日记中检讨自己的不足与过错，好比说了什么错话、办了什么错事、动过什么邪念，都会在日记中一一记录下来，然后提出改正的方法与措施。正是这种“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成就了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曾国藩。
贬酒阙色，所以无污
酒乱性，色败身。远离酒色的诱惑，才能使自己的品行没有污点。
人类所有的嗜欲中，酒、色最为伤人，其实，伤人的不是酒、色，而是自身对于酒、色的嗜欲。美酒当饮、秀色可餐，美好的事物自然人人喜欢，但如果不懂节制，纵欲放荡，就会招致祸乱的发生。酒能乱性，乱性后思维就会混乱不明晰；色能败身，败身则行事糊涂无力。假如能够抛弃嗜欲，就能做到神清气爽、处事分明，因此提倡“贬酒阙色”，举止有度。
2第二部分
第21节：素书(21)
避嫌远疑，所以不误
行事要避免与别人产生嫌隙，与人相处不能让人产生疑心，这样才能有利于事情的进行与发展。
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祸患常积于忽微”，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并不是由是非原则问题引起的，往往一个不正确的表达方式、一次不经意的冷落，甚至一个被人误解的眼神，都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为今后的发展埋下祸患的根源。
三国时的名士曹植有诗《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所以，凡谋大事者，必须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小事着眼，从生活中的细节着手，了解什么行为是别人所厌恶的。明白什么行为可能导致别人对你的怀疑，然后尽量避免这类行为的发生，以保证自己的计划能顺利进行。
本章中强调的“避嫌远疑”与《正道章》中提到的人中之杰“见嫌而不苟免”并不冲突，后者强调的是，在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不怕被人猜忌而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正如林则徐所说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而前者则意在提醒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以免阻碍今后的发展。后者从大局考虑，前者则从实处出发，两者只是出发点不同，而目的却是统一的，都是为了能够有所成就。
博学切问，所以广知
聪明的人会广泛涉猎各个方面的知识，勤于发问，善于学习，从而使自己的学识渊博，为自己的将来积累丰厚的知识储备。
如同建造房屋一般，假如没有打好地基，无论多好的图纸、多好的建筑师、多好的材料也无法建成一座好房子；如果把立志比做建屋，那么广博的学识就是支撑这座建筑的最根本的地基。认为知识的积累要从平日做起，只有勤奋学习、广泛发问，才能通晓疑难，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第22节：素书(22)
一个人，即使他天生具有圣贤质地，假如不勤奋好学，将来也不会有很多大的成就。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曾说：“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人不学习，再聪明也目不识丁。”
无独有偶，孔子也认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并且对此身体力行。一次，孔子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参加祭祖典礼，他不时向人询问祭典中的礼节，差不多每件事情都问到了。于是，有人就在人后嘲笑他，说他不懂礼仪，什么都问。孔子听道这些议论后就说：“对于不懂的事情，问个明白，这正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啊！”（《论语?公冶长》）
一个人的志向能否实现，首先要看他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底蕴来支撑他走下去。战国末年，洛阳人苏秦少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多年。自以为学识足以求取功名后，他辞别老师下山，变卖家产，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没有一个国君欣赏他，苏秦只好落魄归家，连嫂子都看不起他。苏秦受了很大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钻研“周书阴符”，天天到深夜。有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 ，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多了，于是开始二次周游列国。这回他说服了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合纵抗秦”，并被封为“纵约长”，成为了六国的丞相，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人思考得越少，往往话就越多；而思考得越多，话就越少。聪明而又有涵养的人，往往崇尚行动多于言说，也就是看重行动而吝于言说。如果具备解决事情的能力，那么他的实际行动往往比嘴边的夸耀更能说明问题。与此相对的就是所谓的言行不相顾，即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与之对应的行动。这种“高言寡行”的行为不仅会影响他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妨害到自身的修养。
第23节：素书(23)
《论语?学而》中写到，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意思是，经常花言巧语，作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儒家崇尚质扑，强调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反对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两处都提到了“讷”，都包含了语言朴实无华，微言慎行的意思。
老子在《道德经》八十一章中，也在多处谈到了人才与言语的关系，比如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有宗，事有君”、“美言可以市尊”等等。他认为，人的语言必须朴实，言之有物，花言巧语只能博得暂时的利益而损坏自己的德行。
为什么会通过人的言语来评价人呢？中医认为“舌为心苗”，由此引申出“言为心苗”，认为语言是心念的反映，花言巧语、夸夸其谈之人，有太多自私的目的隐藏在其中，心念不正，其言当然不可听。所以，修养身性要从日常的言语做起，从而防微杜渐，防止心灵的净土中生出败坏德行的邪念。
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
具有恭敬、节俭、谦虚、简约这四种品德的人，进可以成就大业，退可以完善品格，坚持操守，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思考问题细致周全，对事物的发展有着深入长远的了解；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手足无措，而是处变不惊、随机应变。春秋时管仲的政治谋略虽然可以“九合诸侯”但缺乏经营天下的谋略；秦朝的商鞅虽然可以变法强国，但无法做到仁义；汉武帝时的桑弘羊虽然善于聚财，却无法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像这样虽有成就但仍有所局限的人，因为自身的修行不够，都不能算是真正深谋远虑的人。
第24节：素书(24)
纽克钢铁公司（Nucor公司）是一家过去30年中在美国最成功的钢铁公司。曾将该公司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铁公司之一的英雄就是纽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艾弗森(Ken Iverson)。
艾弗森1965年升任纽克钢铁公司总裁后，立刻把总部的12名员工削减到2人，总部只是一个牙医诊所一般大小的租来的办公室，门厅摆着廉价的板式家具。公司没有设餐厅，主管们在商业区外的小餐厅宴请重要的客人。
艾佛森特别照顾员工，在1982年的危机中，员工的工资下降25%，主管下降60%，总裁下降75%。艾佛森的行为是足以表率的。在景气的时候，他不做浮夸的浪费，于是可以促成合理地分配财富，在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他自降75%的工资，成功带领大伙儿渡过难关，他的行为总是谦虚而坚决，于是企业就形成了积极而且训练有素的企业文化。2007年该公司钢材产量达到2004万吨，销售额为165?9亿美元，全球产量排名第11位。
亲仁友直，所以扶颠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在人危难的时候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家安东尼?罗宾通过对一个为数超过两千多人的目标人群进行的长达十年的跟踪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往往和他拥有的支持者、帮助者的数目成正比。根据这一结论，安东尼指出：影响人生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人的才华、家庭背景等，而是人的社会关系或好人缘。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是要选择合适的人成为朋友。《论语》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结交正直的朋友，真诚大度的朋友，博学多才的朋友，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而事实上并不正直的朋友，善于迎合别人、讨好别人，而缺乏诚信的朋友，善于信口胡说却没有真才实学的朋友，只会让我们受到伤害。
第25节：素书(25)
近恕笃行，所以接人
对待别人要宽容仁厚，对待自己则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自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则要忠贞不渝地去实施。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有一次他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世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成为人终身行为处事的标准呢？孔子回答说：“大概是‘恕道’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加给别人。”（《论语?卫灵公十五》）
孔子教育以仁为中心，如何行仁，那就是恕。如《论语?颜渊篇》中仲弓问仁，孔子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尽心篇》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子认为，对待别人要能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对人要理解、宽容。这样看来，儒家所提倡的“恕道”的外延基本上就是理解和宽容，以律己之心律人，以恕己之心恕人。也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任材使能，所以济物
所谓的“材”，指的是有应变能力、有统筹规划能力、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所谓的“能”，是指执行能力很强、能够将规划贯彻、落实为具体行动的人。统筹全局，知人善用，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个部门通力合作、默契配合，就能实现整个大局的稳定与发展。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堪称慧眼，但却在一出祁山时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任用马谡为主将镇守街亭。马谡以为自己熟读兵书，不听王平的劝告在要道扎寨，却命全军在山上下寨，被魏军切断水源，全军覆没，致使街亭要道失陷，而阳平关危，致使孔明一出祁山不果，粮道既断，不得不退兵。马谡失街亭是三国后期一件大事,从此西蜀再无北伐能力，直接影响了当时形势,自此一役,蜀益弱,魏更强,蜀势已危。所以军国之争，用人乃生死大事，一步之差而满盘皆输。
第26节：素书(26)
在知人善用方面，曹操则深明其道。据记载，曹操征张鲁前，曾给合淝护军薛悌一封密函，上书“贼来乃发”。不久孙权率十万众来围合淝，此时张辽、李典和乐进三人共守合淝，众人拆开密函一看，曹操在信中对合淝的防御和进攻作出了周密的部署：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进守城。这三位将军“素皆不睦”，然而张辽在曹操的指示下表示坚决出战，以攻为守，此举感动了另外二人，决定放弃个人私怨，愿意听从张辽的指挥，共同抗敌。乐进生性怯懦，过于谨慎，正好适合守城。结果合淝一战，张辽与李典在逍遥津以步卒八百，破孙权军十万，创下了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
殚恶斥谗，所以止乱
一个国家，如果朝堂之上奸邪当道、佞臣专权，不仅横行霸道，危害四方百姓，而且败坏朝纲、陷害忠良，致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甚至遭遇灭亡的命运。若能杜绝奸诈邪恶之辈，排斥谗言，任用忠良，就能防止祸乱的发生。
谗言自古是祸乱的根由，历史上因听信谗言而深受其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曾参因被人误传杀人而使得母亲不敢与他相见；楚怀王听信令尹子兰和靳尚的谗言将屈原放逐，最终家国天下终成过眼云烟；宋高宗听信秦桧谗言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南宋从此无力回天，一直委曲求存，向金人俯首称臣，直至后来为蒙古所灭。小到个人的生命，大到国家的存亡，都因一句谗言而倾覆，谗言的力量竟大到如此的地步！
世人对谗言一向深恶痛疾，孔子痛斥谗言是“利口覆邦家”（《论语?阳货》),《诗经》中有一首诗表达了人们对进谗之人的痛恨：“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给与）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天）！ ”（出自《诗经?小雅》）意思是那些谗谮小人，谁愿和他为伍？抓住那些谮人，扔给豺虎！豺虎不吃，扔到北方大漠！北方大漠不受，扔给老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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