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谈判：国家谈判为何能压价 50%
近日传来好消息，国家卫计委宣布，替诺福韦酯、吉非替尼和艾克替尼 3 种药品通过「国家谈判」试点，降价幅度均在 50% 以上。这是我国政府首次依照国际惯例引进药品价格谈判。至此，政府以市场和医保为利器终于撬开了原研药、专利药坚固的价格坚冰，高悬已久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靴子终于落了地。这是从 2015 年 10 月启动的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应看作是政府、企业、百姓的三赢。正如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所讲的那样：「谈判试点开局良好，为建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积累了经验。」
把原研药拉下神坛
此番价格谈判的成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把国外原研药、专利药进口药从高大上的价格神坛上拉了下来，还以真实的面貌。过去，国外进口的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往往以高科技、投入大、成本高为理由，把价格定得高高在上。由于没有可比性，很难说服企业降价。然而，通过市场这个诱人的「蛋糕」，以及政府承诺，竟有如此高的降价幅度，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据有关部门统计，针对性治疗乙肝和非小细胞性肺癌的替诺福韦酯、吉非替尼和艾克替尼，均属于中国大陆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疾病类型，月均药品费用分别为 1500 元、12000 元和 15000 元人民币。不纳入医保范围，患者负担重; 进入医保，国家损失太大，负担不起。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就是针对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的国际通行做法。国家以举国市场和进入医保目录的政策保证为筹码，以量换价，提高药品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一惠民工程使中国患者，因专利药、原研药降价和进入医保报销目录获得双重实惠，结束了我国药价长期高于国外同类药品数倍的不合理怪象。
国外药品的大幅降价也提示了所谓「新药」的暴利，让人们对新药的鼓励与制衡有所认识。价格高，利润大，固然可以让制药企业趋之若骛，提高开发新药的积极性。但若一味听之任之，就可能把药企「惯坏」了，凭借手中的高科技产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延长价格高态，要挟社会。这样的话，再先进的药也进不了寻常百姓家，更不会对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
同时，原研药、专利药降价也会倒逼国内仿制药改邪归正。国际制药巨头的「就范」成为很好的榜样，也能对市场形成压力，促使相关产品降价，利国利民的影响不可估量。也就是说，国家谈判对医药市场价格能够起到过去多次运用行政手段都未能实现的调整作用，用业内有识之士的话说「是件大好事」，值得社会拍手称快。
权威性和方向性
国家谈判因其权威性和方向性，效果立竿见影。早在 2009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有了通过谈判调控药价的端倪。紧接着，发改委开始制定《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有些发达省份已率先在省、市两级开展以降低药价为目的、以纳入医保为筹码的价格谈判。但是以一个省的市场作为筹码还不够大，或者说，省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可信性也有差距，效果并不显著，必须在国家层面跟相关企业谈判，才有可能把价格真正降下来。
所以就有了 2015 年《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首度标志着从国家层面开始针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
同年 10 月，国家卫计委经过国务院批准，联合 16 个部委共同建立起部门协调机制后，11 月正式组织拉开了国家谈判的帷幕。
既然是国家谈判，就不是一个卫生部门或医药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多方参与，即谈判将由国家卫计委牵头，成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发改委、教育部、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等部委及领导，主要负责审定谈判药品品种、谈判实施方案和采购价格。
另外，建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监督委员会，成员主要由相关政府部门、驻国家卫生计生委纪检组监察局、相关利益方代表、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负责对谈判工作的全程监督，受理检举和投诉。
这种机制保证了运作的权威性和高效率，也为各部委的协调执行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让生产企业对后续市场开拓吃了颗定心丸。
执行关键在医保
政府主要考量民生问题，具体是谈判药品覆盖范围、受益能有多少人，甚至谈判后每个病症的治疗能省多少钱。而企业考虑的是利益，当然这也包含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潜在利益和眼前利益问题。
对外资企业而言，药价谈判更涉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现在以一个药品降价来支持政府医改，换取其他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受到更多的关照。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政府类似的合作，企业并不吃亏。
更何况，对一些本来就善于通过政策找市场的外资企业来说，这更是一次机会。在专利即将到期、面临仿制药抢食「蛋糕」挑战的时刻，通过降价占牢市场，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台阶。
而国内仿制药企业眼看丰厚利润少了一半，虽然心里不舒服，但原研药都能放下身段降价，自己也就无话可说了。降价是大势所趋，关键是市场价格平衡问题，即降到多少才能使销售额达到最大、市场扩到最大，总的利润损失才能减到最小。这既是个数理模型，也是胸襟战略问题。
最后的关键就是落实了。虽然谈判小组给出的许诺是，将在全国范围内优先采购和使用谈判药品，并和医保政策衔接。但企业似乎仍然不放心。无庸讳言，我国医药市场有一种怪现象，新药即使进入医院采购系统，也难以保证上量。
这样一来，量价挂钩就成了纸上的画饼，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困扰。因为我国医药领域的药品采购决策者并非消费者，采购者是医疗机构。因此，降完价并非万事大吉，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什么工作，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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